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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首页>人大-耶鲁合作项目|三十年后,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世界艾滋病日?

自1988年以来,为了提高对艾滋病的正确认识和消除其相关的歧视与污名化,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取得了不少进步,但要完成世界艾滋病日预设的使命,我们还需要共同努力。

1982年,第一次有记者向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提出关于艾滋病严重蔓延的问题,新闻秘书没有直接作答,而是说了一句双关语:“艾滋病?” 他装作翻了翻他的笔记,说道,“我可没有。你呢?”(意即他没有相关的笔记,他自己也没有得艾滋病)。除了提问的记者,很多参会者都爆发出大笑。对他们来说,艾滋病 (那时候被称为“男同性恋的瘟疫”)很遥远,是一个边缘群体的问题,不值得他们关注,但是可以用来搞笑取乐。

就在他们开玩笑的同时,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正在上升。几年内,死亡人数很快从几百升到几千,从几千升到上万,但是保守派的里根总统在公众面前仍然忌讳“艾滋病”这个词语。因为最高领导的忽视,政府公共卫生体系不仅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也没有传播防艾信息,导致情况继续恶化。同性恋群体中的控艾倡导者发起了一系列运动,其标语为:“沉默等于死亡”。

随着艾滋病的快速蔓延,之前的无视和冷漠变成了露骨的歧视和恐惧。很多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里根总统的支持者开始散布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的“复仇”之类的言论。一位美国联邦法官判决一个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七岁女孩上课时必须坐在一个玻璃箱子里面。

在当时这样不容乐观的环境中,两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提出了建议,从1988年开始将每年12月1日设立为世界艾滋病日,以此呼吁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增进对艾滋病的正确认识和关注,尤其是消除关于艾滋病的歧视和污名化。世界艾滋病日创始人之一詹姆斯•邦恩(James Bunn)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明了世界艾滋病日的目标是消除几个相关的污名化的现象:“恐艾”、“恐同”和性避讳。

时至今日,世界艾滋病日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载。这三十年,我们看到了公众关于艾滋病防治知识的科学素养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在医务、教育、及整个社会的包容度等方面,我们仍未完全走出“恐艾” 和 “恐同”的阴影。在第三十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的时刻,为了更有效地防治艾滋病,控艾倡导者再次呼吁全世界共同消除歧视和污名化。

上个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Michel Sidibé)指出:“污名化、歧视、侵犯人权行为仍是获得防治艾滋病相关服务(包括检测)的最大障碍之一。”最新的研究证明了西迪贝的观点,比如今年8月中外研究员共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40%在中国接受调查的年轻男男性行为者因为担心因为其性取向受到歧视而不愿意接受必要的检测或医疗服务。

今年10月,美国疾控中心也指出不少在美医务人员对艾滋病携带者仍持有偏见,并且受歧视的求医者的安全套使用率和艾滋病检测频率更低。在中国,医务人员对艾滋病携带者的偏见同样存在。今年6月,济南大学、东莞疾控中心与广州疾控中心研究员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77.27%在广州受调查的医务人员在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对艾滋病携带者有歧视行为,包括对外泄露艾滋病携带者的隐私和拒绝提供医疗服务。当然,拒绝提供医疗服务有时也有出于医疗资源不足的客观原因。中美专家都建议给医务人员提供更多反歧视培训,使求医者不用担心受到歧视或隐私被泄露,使公共卫生体系更顺畅。

缺乏科学的性教育也是艾滋病传播的高危因素。21世纪初,美国和南非都由政府牵头推行了婚前严格禁欲教育,却潦草带过安全性行为教育。这段时间,美国的艾滋病感染率不断上升,而南非的艾滋病感染率甚至激增近十个百分点。在中国,以性为耻的传统观念也造成了性教育的缺失。无论是异性或同性性行为,不安全性行为仍广泛存在。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2016年1月至9月,中国新发现的15岁至24岁青年学生感染者的数字是2010年同期的4.1倍,而这一年龄段的群体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因此,在青少年群体中推行性教育具有尤为重大的意义。为了提高性教育的质量,公共卫生学者和《中国青年报》的报道都建议给同伴教育项目(包括同性恋草根社团的活动在内)提供更多支持。

最后,法律对消除歧视的作用十分关键。中国已经出台了各层次的反艾滋病歧视的法律和政策,但是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也缺少后续的对司法人员的反歧视培训等实施措施。比如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在就业和教育上常常受到歧视,但是获得有效救济的成本很高,也很困难。

今天,我们既被医学领域抗击艾滋病毒的巨大进展所鼓舞,但也意识到未来需要应对消除社会偏见的艰巨挑战。正如今年世界零歧视日时《人民日报》所说,“歧视比病毒更可怕”。为了推动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创造一个平等、和谐、宽容、稳定的社会环境,正确认识艾滋病,拒绝歧视与污名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在八十年代初控艾倡导者的口号中,“沉默等于死亡”的下一句便是“行动等于生命”。

(注:陆海娜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秘书长、人大-耶鲁法学院LGBTI平等就业合作项目主持专家。Darius Longarino是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人大-耶鲁法学院LGBTI平等就业合作项目组成员。李翔是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毕业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

责任编辑:陈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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